博彩-玩博彩策略论坛

　　1945年日寇投降后，延安自然科學院奉黨中央命令遷往東北解放區，因國民黨軍隊占領承德、錦州等地，同年底學校滯留在張家口。隨著時局的變化，學校在華北等地幾遷校址，幾易校名，為戰爭軍需和當地民用服務。1948年華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定名為華北大學工學院。迎著新中國的曙光，學校分批遷到北平，1949年10月1日師生參加了開國大典。

　　1952年初，華北大學工學院更名為北京工業學院。

       馳騁千里，轉戰華北育英才

 　　1945年11月15日，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延安大學進行戰略轉移。延安自然科學院師生120多人從延安出發，沿黃河行進，經過雁北，向東北遷移。為迎接新中國的到來，這一段獨特的遷移經歷，也被北理工學子稱為“馬背大學”。

　　經過一個多月的跋涉到達張家口。當時擔任晉察冀中央局書記、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同志請示中央，自然科學院留在了這里，為晉察冀邊區培養技術人才。1946年1月，延安自然科學院與晉察冀邊區工業職業學校合并，改名為晉察冀邊區工業專門學校。同年9月下旬，張家口被襲，學校轉移到蔚縣暖泉鎮，沿途曾遭敵機轟炸。11月初學校奉命又遷移到建屏縣柏嶺鎮，把晉察冀邊區工業專門學校與晉察冀邊區鐵路學院合并，成立晉察冀工業交通學院。1947年11月，晉察冀工業交通學院的預科班搬到河北井陘，定名為晉察冀邊區工業學校。

　　在自然科學院輾轉華北辦學的同時，晉冀魯豫邊區于1946年初成立北方大學。其中北方大學工學院于1946年4月在邢臺成立。   1948年8月，晉察冀的華北聯合大學與晉冀魯豫的北方大學合并，命名為華北大學。同年9月，北方大學工學院與晉察冀邊區工業學校在河北井陘合并成立了華北大學工學院。之后，學校的師生一百多人投身到參加接管太原、天津和北平的工作。

　　1949年5月底，曾毅副院長受命接管北平中法大學。1949年7月至9月間，學校奉命遷入北平。

       志存高遠，古都奠基創新路

　　遷入北平后，華北大學工學院的師生暫住在東黃城根的中法大學校舍內。因為沒有校址，當年沒有招收本科生，理化試驗無法進行。

　　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決定將原來在北京的中法大學本部及數理化三個系并入華北大學工學院，同時三十幾位中法大學的優秀教師加入，同時“中法大學大樓、各系實驗室、大禮堂、圖書館、數理化系的圖書、設備均歸華北大學工學院使用”，解決了學校缺乏教師、校舍和實驗室的多重困難，加強了基礎理論教學，增強了學校的辦學力量。 

　　原中法大學校長李麟玉和教職員工在融入這個集體之后，工作熱情高漲，積極投身到學校教學和管理等各項工作中，盡灑魚水情懷。當年中法大學的并入增強了華北大學工學院解放初期的辦學資源和辦學基礎，使學院的建設和發展如虎添翼。 

　　原中央人民政府重工業部劉鼎副部長為學院的發展指明了具體方向，并給予了巨大支持和幫助。院長惲子強、副院長曾毅等領導的辦學思想和具體做法奠定了學校發展的新階段。 

       教科并重，言傳身教師生情

　　這里集合了一批優秀教師并培養了數百名熱心科學技術的愛國青年。華北大學工學院院長惲子強在1944年曾擔任延安自然科學院副院長，早在1922年他畢業南京國立東南大學化學系，先后在暨南大學、中法大學等校任教，參加革命后創建醫學院，創辦制藥廠。當時《解放日報》這樣報道：惲子強同志為人刻苦、樸素，用唯物觀點教授化學，切合實際，他是積二十余年的教育和科學事業的專家，成績顯著，深得學生的敬愛。

　　在輾轉華北遷徙的辦學中，惲院長堅持教學和實驗結合。不管環境怎樣惡劣，條件如何困難，戰時一旦略有安定就堅持上化學課和做實驗，哪怕在行軍途中和輾轉停留的片隙。近50歲的他與學生一道行軍，隨身攜帶他自編的教材，組織上配的大馬馱著瓶瓶罐罐和學生的行李。

　　早年留學比利時和法國的曾毅副院長，在華北大學工學院遷京后的發展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根據“教育必須為國家建設服務”，高等學校必須“與國防、經濟、政法、文化等建設事業密切結合，培養各種建設人才”的總要求，總結了解放區辦工業教育的經驗，曾毅同志指出，無論是在延安辦學，還是在華北辦學，都是隨著實際需要成立并發展的，在新中國仍需堅持和發展這種精神。學校的教育方針是“理論和實際一致”、“政治與技術結合”、“通才和專才結合”。曾毅同志認為，“學習技術是為了完成一定的政治目標，學習政治是為了正確地指導所學技術的運用和發展。”同時，“通才和專才結合”培養出來的學生“既能迅速適應崗位的需要，又具有發展的潛力”。

　　華北大學工學院堅持“教人而不是教書”，重視學生；同時“以教授為中心”，強調教授在學校的重要地位。學校建立“答疑輔導制度”，教師幫助學生對課程系統全面地了解。

      歲月蹉跎，集賢育才苦也甜

　　為建設新中國，集合在寶塔山下正在接受革命理想和文化知識教育的120余名自然科學院師生離開延安到達張家口。通過北平軍調部葉劍英和北平黨組織的幫助，購買了教科書、外文科技書籍，還有繪圖儀器、三角板和示波器等。按照學生的文化程度分成四個班上課，學生的作業和考試有嚴格的要求和制度保障。配合教學，學生參觀工廠，增強對工業生產的認識。后在遷徙的辦學途中，學生組建運輸隊保護教具和設備；行軍路上，學生黨員的身份尚未公開但在政治生活、學習文化、文體活動等方面起著先鋒模范作用。每到一處，學校的教育教學工作適時進行。各種報告會和動員會之后學生與當地的老百姓一起積極參加各種活動，老區人民的真情和厚愛同時鼓舞和激勵學生。“一心向往求解放，滿腔熱血為翻身；村舍燈火攻課業，河邊明月夜談心；學習不知名和利，行軍生產忘艱辛；……”是當時學生生活的寫真。

　　親歷進京后的華北大學工學院的學習生活更令人懷念和回味。1951年考入華北大學工學院的松全才回憶四合院里的大學生活簡單而有趣，每天早晨同學們都爭先恐后地外出沿著胡同長跑鍛煉身體，晚上二十多人住在一個院子里，同學們一起洗漱、吃飯和娛樂。

　　從美國歸來的吳大昌教授是1950年進入華北大學工學院當教師的。他選擇來學校教書的理由就是這里的發展前景好。他幸福地回憶著當時的課程沒有現成的教材，教師自編講義，教師認真負責，學生情緒高漲。雖然生活條件艱苦，但大家沒有怨言。 

　　早年參加清華大學學生會的匡吉同志是接管中法大學工作組成員之一，進入華北大學工業學院后主要負責學生工作。當時，學校的建設思路主要是在解放區的經驗上繼續摸索，同時學習清華、北大等學校的辦學經驗。同時還創新地提出了“輔導答疑制度”，喊出了“教師要做學生的知心朋友”，當年華北大學工學院的師生關系非常密切。

　　延河兒女，歷經坎坷，長城內外，轉戰千里，會聚華北大學工學院，為我國高等教育做出了可歌可頌的貢獻，實現了從“抗戰建國”到“為新中國建設服務”辦學方針的轉變。

　　華北大學工學院在1952年1月，奉命更名為北京工業學院，又走上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