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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校報編輯部收到一份名為《懷念鄭聯達先生》的稿件，投稿的是一位已近古稀的老教師周化南，文中以深厚的感情和動人的筆觸描寫了一位正直認真、堅持不懈、為了真理而孜孜追求的老教授的崇高形象。從老同志們的言談中，校報編輯部了解到鄭聯達先生是在我校工作的從西聯大畢業的為數不多的幾位老先生之一，他幾十年如一日在三尺講臺上教書育人直至退休，退休之后又做地震研究，成果豐碩。這深深感染了我們。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為了走進這位可敬的老教授，校報編輯部邀請了一些曾經和鄭聯達先生共事過的老教師，組織召開了追憶鄭聯達先生的采訪會，采訪了鄭聯達先生的兒子鄭哲，以回顧梳理鄭聯達先生的人生歷程、精神品格，以寄托哀思、見賢思齊、繼往開來！
 

       鄭聯達于1937年考上廣西大學物理系，1939年到昆明后轉入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就讀，1942年畢業。在那所聚集了中國一流學者和科學家的校園里，年輕的鄭聯達接受了科學的熏陶，人文的教育。西南聯大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為保存高等教育的薪火相傳而將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并南遷組成的一所戰時大學。從1937到1946年間（含長沙臨時大學時期），它創造了中國教育史諸多奇跡。當時的聯大聚集了中國最好的學者和教授，文科教授大多是學貫中西的學者，專長外國語言文學、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的名教授大多有留洋經歷，無不具有深厚的國學基礎和國際視野。

　　鄭先生生前曾回憶說，“‘聯大’師資陣容強大，有吳有訓、周培源、聞一多、朱自清、馮友蘭等一大批著名的專家學者，對學業的要求十分嚴格；聯大還常邀請國際著名學者如李約瑟、華萊士、費正清夫婦等前來講學。”受此熏陶，鄭聯達不僅打下了物理知識的堅實基礎，同時也確立了關注社會、畢生追求真理的人生觀。

　　1974年，鄭老偶然一次看到日光燈在關閉的情況下自動啟輝，他對這一現象十分好奇，想要找到其中的原因，于是自己買了很多的日光燈管和變壓器開始做實驗，從此開始了在地震這個對于他來說全新的領域的研究。他逐漸發現地電的變化和燈自動亮的關系，而地電變化是地震之前的一個預兆，即日光燈自動亮是地震的一個預報。鄭教授每天都要多次定時用手調變壓器，調到燈亮，記錄下這個時間的電壓數，幾十年如一日。

　　1976年唐山大地震———這場人類歷史上的一次巨大的浩劫———是鄭老心中永遠的痛，“地震對人類的傷害太震撼人心了。”這也堅定了鄭老堅持從事地震研究的決心，他堅定地認為，地震是可以預報的，他希望可以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去減少地震帶給國家和人民的財產和生命的損失，“這樣自己走了也安心”。

　　1980年12月4日《參考消息》的一篇題為《蘇美在中亞西亞尋找地震秘密》的報道，介紹了前蘇聯和美國在地震發生頻繁的地方做實驗，想尋求預測地震的方法。鄭老在《記一場奇怪的比賽》的文章中寫到：“我是個近古稀的人，常愛想起兩個問題：一是一生中有沒有干過什么值得安慰的事，一是在所剩無幾的歲月中將如何度過才好。對于有著英雄業績或者文筆才華的人來說這兩個問題是夠他寫的了，但像我這樣教了一輩子普通物理的人能寫出什么來呢？我不是正在和人家進行一場比賽么？雖然尚無定論，但是把情況據實的寫出，請求讀者公斷，借以作為自己有生之年的鑒戒不也是好的嗎？”

　　而這場鄭老提到的“和人家進行的一場比賽”就是他在看到這篇報道后產生的“要和蘇美這么龐大的國家來比賽”的念頭，誰先把預測地震這個公式搞出來，誰就能取得地震預報上的勝利，他還自嘲地寫道：“這個老頭或許是瘋了吧，人家是成打成打的地震專家，擁有蘇美兩國最新的電子儀器，咱們憑什么去和人家比賽？”

　　但是就是這么個自己跟自己較勁的“瘋老頭”，就是這樣一場沒有公開宣布的“比賽”，就是這樣一種不放棄不服輸的精神，卻為中國的地震研究事業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鄭老于80歲時出版了自己的地震專著《大地震規律研究》，并引起熱烈反響，次年出版《唐山地震研究》、《唐山地震研究（續）》等，他所提出的預警地震被學術界推為“地震預測新概念”，是對地震科學預測的一大貢獻。

     “他熱愛祖國，忠誠于黨的事業，堅強正直，堅忍不拔，認真敬業，治學嚴謹，一絲不茍，從事教育教學40多年，默默無聞，對學生熱情負責。”鄭老以前的同事查述傳這樣評價鄭老。

　　鄭老尊師重教，一直保留著在西南聯大時自己和老師的合影。海南小學擴建時，鄭老還給予母校一些資助，老家那邊只要有人求學，他都給予物質或金錢上的資助，支持他們上學。他對自己的子女要求十分嚴格，要求他們做人正直，熱愛祖國。

　　“我父親這一輩子幾乎都在工作，沒給自己留下什么休息時間。”鄭老的兒子鄭哲回憶道。鄭老在教書的時候一直在研究教學的學問，鉆研教學的方式方法，努力提高教學的質量，后來退休后搞科研，就一頭扎了進去。他搜集和撰寫的地震資料可以裝滿十幾個編織袋，搞地震科研幾乎占據了他的全部時間，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在做實驗、記錄數據、撰寫科研報告，每天幾乎要工作十多個小時。他還鼓勵自己曾經的同事，現在同樣已逾古稀的周化南老師，送給她很多書，希望她有力量有時間就一起搞地震，“他一直在推著我前進。”周老師充滿敬意、感激地說。

　　鄭老的身體狀況十分不好，60歲時得了腦血栓，曾從自行車上摔了下來，當時已經偏癱了，右胳膊右腿都不能動，出院的時候行動不便，視力不好。即使在這么艱難的環境下，鄭老還始終沒有放棄過地震研究。他找人裝了計算機、編了程序，計算方面簡便了不少，家人也幫著他在網上和其他書籍上搜集數據。出院后他堅持服用中藥，自己又研究人體脈絡，堅持自己給自己做按摩，一年左右就把拐棍扔了，又騎上了自行車。

　　2002年，鄭老又遭受了一個重大的打擊———他的妻子，也是與他一同進行地震科研工作的同事王懿云去世了。他們曾經一起搞科研、搜集資料、計算數據，互幫互助，感情十分深厚。妻子的離世使鄭老在生活方面少了相依相伴的伴侶，科研方面上少了一起工作的戰友。但是鄭老從悲痛中走出來，繼續著他的科研事業。鄭老曾說自己并不是很聰明的人，但是能努力，認準了目標就奮斗不止，堅持不懈，持之以恒。

        作為一名老師，鄭老不斷地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質量。他提倡啟發式教學，積極參與教學改革，啟發學生自發求知的能力。

　　“我可以說是教了一輩子書的人，由于備課認真，講授清楚，要求嚴格，效果是良好的，故一貫受到學生的歡迎和領導的器重，但現在回想起來其中仍存在不少問題，最主要的是在教學的境界上，一般認為能使學生聽得明白，覺得津津有味，還會解題，就是好的教師了，其實這是最低的要求了，教學境界不高。陶行知先生說過，‘我以為好的先生不是教書，不是教學生，乃是教學生學，把治學之道教給學生的人，才是高境界的好先生。’韓愈在《師說》中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借用此話，也可以分出教師的高低，把授業解惑做好了，還不能算上上等的先生，只有把傳道做好了才能達到教學的最高境界，傳什么道呢？傳治學之道，傳為人之道，毛主席說，‘要啟發不要滿堂灌，讓學生自學不要抱著走’，也是這個意思，我明白其中道理之后，逐漸強調要以學生自學為主的教學方法，提出教學三原則：以學生自學為主，教師講解為輔；以教原則為主，教知識為輔；教思路為主，教方法為輔。要做一個好的教師，必須不斷加深自己的教學知識，不斷補充新的知識。”

　　對于教學，鄭聯大先生有“底厚、面新、思廣、行實”八字心得。所謂底厚就是基礎深厚，所謂面新就是視角新穎，所謂思廣就是思想開闊，所謂行實就是行動扎實。在深厚的基礎上以新穎的視角來看待問題，以開闊的思路來思考問題，并且付諸扎扎實實的行動。在堅持“底厚，面新，思廣，行實”這八個字的同時，鄭老還有一個“一桶水與一杯水”的理念，意思就是作為教授，如果你要給學生一杯水，那么你自己要有一桶水，這也體現了他身為人師的高標準。

      鄭先生的科研“四條”

      回顧自己三十年來的科研事業，鄭老曾十分樸素地總結了搞科研的體會：

　　1.搞科研最好從實驗入手。弄清楚現象，概括出規律，然后找機制，尋機理，若倒過來，可能事倍功半，甚至毫無所得。

　　2.搞實驗可以從簡單到復雜，由粗糙到精密，開始時因陋就簡，可少花經費，易于啟動，到最后階段必須是精密儀器時，也可以去求人幫助。

　　3.我的科研是從60歲才開始的，顯然是晚了，但人老知識豐富，經驗多，如果斗志昂揚，敢想敢干，還是大有可為的。若退休得早，只局限在“發揮余熱”、“頤養天年”，未免太可惜了。

　　4.追求真理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因為他每天都活在希望之中。

　　究竟是什么支撐著這樣一位老人在耄耋之年仍然堅持每天長時間的進行工作科研？是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對于國家的熱愛，是作為一名科研人員對于工作的責任，是作為一名教師對于信念的執著，更是一個知識分子對于追求真理的內在需要，是源自于內心的幸福，是冉冉不滅的希望。

　　正如鄭老說的———追求真理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因為他每天都活在希望之中。

　　人物小傳：

　　鄭聯達于1916年9月8日出生于廣東省崖縣，父親在其幼年去世。1939年到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學習。1942年畢業后先后在云南呈貢華僑中學、徽江中學、貴陽醫學院、重慶科學儀器制造廠、桂林師范學院（校）、廣西宣山扶輪中學、蘇州高中擔任教員、教務主任、助教、工程師、講師。1952年9月，他將工作遷至北京工業學院（現北京理工大學）物理系，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先后擔任物理系教學組長、物理系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和基礎部部門工會委員、主席,還曾擔任北京市政協第五屆和第六屆委員、中國物理學會會員、兵器工業部學術委員會委員、《物理通報》編委、校學術委員會委員。1986年，鄭聯達教授因年滿70退休。退休之后的他仍然繼續堅持工作，執著于他的地震研究，直至去世前幾個月。

     （審核：李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