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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標題：選調生：“基層”也精彩

原文鏈接：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20/7/356599.shtm

　　每年，當多數畢業生紛紛將大城市視為首選時，總有一些人默默背起行囊，下沉到縣鄉村鎮，遠離繁華，逆行于同齡人之中。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選調生。他們大多出身重點院校，被賦予改善基層公務員人才結構的歷史使命，但從繁華到寂寥，他們人生的首站都面臨不同程度的落差。

　　行走在逆行者的路上，他們有著怎樣的體會與感悟？

　　“回想起自己畢業那段時光，大部分時間是在彷徨中度過的；回想起剛進入工作單位的那段時間，也是有落差的；回想起選調生道路上的527個日日夜夜，只能用五味雜陳來形容。”

　　這是“傻乎乎的選調生之路”公眾號上一篇文章中的幾句話。公眾號的運營者是2017年通過選調生考試、入職南京市高淳區某下轄鎮的南京大學選調生李成蹊。

　　連續3年不斷更，談工作，談心情，談鄉村的改變，“有時候工作中一些新奇的發現和收獲，我會重點描述；有時候工作是千篇一律的復制和粘貼，我也會一筆略過”。李成蹊秉持這樣的宗旨，給渴望選擇選調生之路或者正在猶豫的人一些建議。

　　在后臺的留言者中，因為他的故事走上選調生之路者有之，因為其中的酸甜苦辣放棄者亦有之。其實，已經入職3年的李成蹊，有時也會這樣設想，如果當初自己選擇了其他的職業道路，現在的生活是否會有別樣的精彩。

　　一念之間

　　在我國，選調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當時，作為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一部分，國家會從高等學校選調品學兼優的應屆大學畢業生到基層鍛煉。“文革”后，領導干部青黃不接，選調生制度也成為干部培養的重要手段。

　　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操太圣認為，選調生制度依然有其存在的價值。“選調生制度是將人才的選拔和基層的培養，乃至于后期的發展有機結合起來的制度。顯然，它的功能更加多樣，無論是對于個人發展還是對于整個公務員隊伍建設來說，都發揮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

　　李成蹊便是其中的一員。

　　2017年8月，并不是完全了解選調生意義的李成蹊，順利通過了筆試、面試、考查、體檢各個流程。經過幾番激烈的思想斗爭，最終排名還不錯的他放棄了已經簽約的一家上海國企，踏上了選調生之路。

　　“那時，我對選調生的發展前景有期待，對選調生的多崗位鍛煉也充滿好奇，更對建設我所愛的城市充滿了動力。”李成蹊告訴《中國科學報》。

　　李成蹊入職的那一年，北京理工大學2013屆機械與車輛學院交通工程專業本科畢業生韋丹，作為廣西定向選調生，已經結束在河池市環江毛南族自治縣交通局的工作，接受組織部門調配，在環江縣洛陽鎮文雅村擔任第一書記已有一年。

　　韋丹是廣西東蘭縣人，那里既是革命老區，也是國家級貧困縣。韋丹畢業時，因為父母對于她回到廣西的殷切希望和自己反哺家鄉的愿望，她毅然回到廣西，走上選調生之路。“我想盡我的努力，把母校給我的力量傳遞給更多經濟困難的人，讓更多人有機會去改變他們的命運。”韋丹說。

　　韋丹和李成蹊都對選調生的未來充滿期待，但是更多人則對選調生不甚了解，徘徊于要不要成為其中的一員。在“傻乎乎的選調生之路”后臺，有人寫道：“通過這個微信公眾號，我對選調生有了更加真實和全面的認知和了解，也堅定了自己走選調生這條路……近期陷入了低谷，希望我們給自己加油打氣。”

　　也有人在后臺坦承困惑：“進入選調生隊伍，想來也有些傻乎乎……基層生活、工作，不是累身，是累心，不留戀或許是很多選調生共同的想法。”

　　與這名留言者分到同一個縣的另外三個選調生中，有兩個已經辭職，但即便是像韋丹和李成蹊這樣信心滿滿的人，也不是沒有迷茫過。

　　上路之初

　　李成蹊依然記得自己到崗報到的第一天，很早起床，到南京南站乘坐大巴，前往未曾去過的高淳區。“沒想到高淳離南京竟然會那么遠。”李成蹊回憶說，“大巴晃悠近一個半小時才抵達目的地，沒有主城的繁華和熟悉，一切都是陌生的。”

　　在區委組織部參加了一個簡短的會議之后，幾名選調生各自前往工作的鄉鎮。“我們鎮的選調生前輩把我帶回了鎮里，從區里到鎮里又是二十幾分鐘車程。”

　　宿舍是辦公室改造的，只有一個洗澡間，洗澡要排隊。天還沒黑，小鎮街道上就見不到人了，唯一的大超市也是不到七點就關門，這讓習慣于大城市生活的李成蹊有些不適應。

　　“工作也是從最基礎的干起，天天與打印機和會場桌椅打交道。鎮子的環境很像小時候生活的家鄉小鎮，似乎奮斗了二十多年又回到了開始的地方。”李成蹊說。那段時間他有時也會迷茫，懷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確的選擇，懷疑自己是否適合成為一名選調生。

　　在成為選調生之前，李成蹊也曾接到過華為、科大訊飛等大企業拋出的橄欖枝。他也加過一起拿到offer的同事的微信，看到他們分享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西裝革履地出席各種展會活動，過著看起來很光鮮的生活，似乎每天都在成長和進步。再對比現下的自己：朋友寥寥，方言晦澀，工作瑣碎，每個月到手才幾千元，說不羨慕別人是假的。“有時候，還是有些后悔的。選擇了其他的路，現在的生活會不會不太一樣。”

　　韋丹也曾經迷茫過，但令她不適的不是環境的陡然改變，而是找不到方向。不忙的時候，她也會翻看同學們的朋友圈。看到他們的精彩生活，韋丹也會想，如果當時不做這樣的選擇，生活是不是會更精彩。

　　但是，閑暇的時間并不多。韋丹被分到河池市環江毛南族自治縣交通局時，正好趕上縣里大規模修路。她用半年時間就走完了148個行政村的道路，這讓韋丹覺得自己的交通工程專業學有所用。

　　李成蹊也很快忙碌起來。調入區政府工作后，他的工作強度陡增，甚至超過了互聯網企業所謂的“996”。“一年多來，基本上沒在晚上10點前下過班，每周固定工作六天。‘周六保證不休息，周日不保證休息’。‘五一’五天假期只休了兩天半，最近幾周每周只能休息半天。壓力還非常大，由于工作性質的原因，被批評是日常。同學聚會、回家探親、和女朋友約會的機會基本沒有。”

　　贈人玫瑰

　　韋丹的轉機出現在2016年3月，在組織的安排下，她到環江縣洛陽鎮文雅村擔任第一書記。那里是全縣唯一沒有通硬化路的行政村，要兩個半小時的車程才能到達，糟糕的路況甚至只有高底盤的越野車才能開到村委會所在地。

　　村里的貧困是因為沒有經濟支柱產業，青壯年大都外出打工。而留下的不少老人還住在古老的泥巴屋中。發展落后、交通不便、信息閉塞、村霸橫行，作為第一書記的韋丹感到肩上擔子沉重。

　　韋丹從跑村串戶調查開始了解文雅村，并通過走訪排查問題，一干就是三個月。了解到村里因為村霸導致換屆困難，她又蹲點調查黨情民情。“其實只要你做通工作，那里的人都很好打交道。”韋丹說。

　　做通村民工作后，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投票時卻恰逢農民收稻谷。為了讓每一位選民都能順利行使選舉權，韋丹帶領工作組翻山越嶺深入各自然屯的田頭，把投票箱帶到田邊讓選民投票。此舉也激發了村民參與村莊建設的熱情。終于，2017年文雅村“三委”順利換屆，改變了歷史上文雅村換屆難的局面。

　　“對我來說，最大的困難不是村霸和環境落差，而是我不會開車，每次進村都很困難，特別是趕上大雨天，根本進不去村，沒法開展工作。”韋丹回憶起來依然有些懊惱。

　　為了幫助當地脫貧，韋丹計劃先幫曾經的貢米、如今獲農業農村部地理標志登記保護的品種——文雅香粳米找到銷路。2016年，她將文雅香粳米帶進廣西“第一書記”扶貧產業園，該品種當年以9元/公斤干谷的價格被搶購一空。2017年，經過持續大力向外推廣宣傳，韋丹成功牽線廣東百納秋香農業發展有限公司進村投資。該公司在村里流轉土地上建立生產基地，并以11元/公斤干谷的價格，與當地米農簽訂為期十年的香粳保價收購合同。這為當地脫貧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助人的快樂讓韋丹在結束文雅村第一書記工作后，沒有選擇回到原單位，而是前往環江縣最偏遠、最貧困的三個鄉鎮之一的長美鄉，擔任鄉村振興工作駐鄉分隊長，專門指導和帶領第一書記和工作隊員。

　　走訪中，韋丹發現一名叫七妹的女子，既不知道自己的大名，也沒有戶口和身份證，只依稀記得從貴州來，但具體地址卻又說不清。“她相當于作為‘黑戶’生活了30年。”韋丹說。因為口音問題，韋丹只能通過諧音，借助手機地圖鎖定大致位置，并提前聯系了當地派出所。

　　2019年6月3日，韋丹與七妹連夜坐上了去往貴州的火車，開始尋根之旅。第二天下午到達貴州后，韋丹在當地三所派出所接力幫扶下，終于通過戶口系統找到了三個與七妹口中名字相符的人，并一一打電話進行核實。“那時，她能想起一個哥哥的名字。后來真的電話里傳來她哥哥聲音的時候，七妹一下就哭得很厲害。”

　　掛上電話，韋丹和七妹與派出所民警一起坐車前往七妹娘家。但因為離家時間太長，村里變化太大，七妹一度認不出。“她記得家里要走兩天兩夜才能看到馬路，村里都是茅草屋，而現在這里都通公路了。”韋丹說。直到七妹見到她哥哥，才相信真的找到了家，兩人抱頭痛哭。這一幕讓韋丹頗為感動，覺得“再多辛苦也值得”。

　　辦好戶口后，韋丹帶著七妹又踏上了回程之路。她發現找到家人后的七妹整個人都變得陽光明朗起來。從前內向不愿多交談的七妹，現在離得很遠就會跟她打招呼。“她的丈夫和孩子也都因為她的改變而越來越好。”這讓韋丹真心高興。

　　雖然在上山或下鄉時，手機都不知道丟了幾個，但她依然保存著當時七妹與家人團聚的照片和當天她發送的朋友圈截圖。一同被保存的還有一位文雅村的女孩發給她的留言截圖。

　　在韋丹的鼓勵下，那名女孩參加了“兩后生”（即初高中畢業后，未能繼續升學的貧困家庭富余勞動力）培訓并順利畢業。她發微信給韋丹說：“我本來沒有膽量去嘗試之前羨慕的工作，但現在我覺得可以了。真心謝謝你，讓我有了不一樣的生活。”

　　這樣的例子在韋丹那里還有很多。現在文雅村的村民還會不時招呼她回去看看，因為楊梅熟了、豬長大了。

　　在南京的李成蹊也在工作第二年被派到駐外招商辦事處從事招商工作。為了給區位條件并不是很優越的所在區找到落地投產企業，李成蹊與同事們每天很早就出發去各大產業園區走訪，挨家挨戶拜訪。“時常吃閉門羹，也會被冷眼相待。而且，一家企業從第一次走訪到投產落戶，需要很長時間、不斷地溝通和磨合。”李成蹊說。他們2018年談下的企業，在今年上半年才真正簽約。看到項目落地，李成蹊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現在，李成蹊的工作依然瑣碎而忙碌，有時還是會迷茫。但他清楚，無論是以什么原因選擇走上了選調生之路，無論被分配到了哪里、到了什么崗位，都要遵從自己的內心，任勞任怨、踏踏實實做好手中的工作，努力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在他的堅持下，公眾號也慢慢積累了些人氣。“自己找工作的時候，就感嘆沒有一個平臺能夠告訴我，我選擇了這條路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樣子、我會從事哪些方面的工作、我的未來發展會怎么樣、我會過上什么樣的生活。”李成蹊說，“而我的初衷就是希望通過自己的文字，傳遞出最真實的選調生活，能夠為大家在選擇或者放棄選調生這份工作時提供一些參考。”

　　通過公眾號，李成蹊也認識了不少朋友，“看著大家分享的朋友圈，感受到每個人都過著不同的生活，相信每個人也都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了成本，也收獲了喜悅。”李成蹊說，他依然希望通過自己平淡而真實的故事，讓人了解選調生未來之路，“贈人玫瑰，手有余香”。

　　邁向未來

　　今年，韋丹本來要結束長美鄉的工作，但因為今年是脫貧攻堅最后一年，也是最關鍵的一年，她的任期被延長到2021年3月。至于未來要回到原單位還是繼續駐村，韋丹說聽從組織安排。

　　“如果在2016年以前，你問我是否后悔成為選調生，我可能還不太確定。但現在我覺得這份工作是有價值的。你可以給人們帶來改變，雖然改變可能微小，但很有意義。”韋丹說，踏踏實實做事帶給她內心的富足，讓她有信心勝任任何崗位。

　　像韋丹和李成蹊這樣的選調生，在基層還有很多。操太圣認為選調生的存在必不可少，“因為選調生的選拔更看重學生在校期間的綜合表現，只有那些一直表現優秀、綜合素質突出的學生才有資格參加，這樣選拔出的學生也的確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從而保障了這些‘后備干部’的質量，也避免了一次考試定終身的弊端”。

　　而且，我國基層公務員系統中正需要思想政治素養高、道德品格素養好、實踐能力素養強的青年大學生來優化、強化當前的黨政干部結構。但是，作為基層公務員，目前選調生在發展中普遍存在晉升空間較窄、工資較低、社會地位不高等問題，這導致其前景受到影響、工作積極性下降。

　　操太圣也曾與幾位在基層工作的選調生交流過。他們普遍認為，發展的機會更取決于選調生自身能力的高低。“可以說這種認識是非常理性的。”操太圣說。

　　因為選調生的特殊身份，李成蹊曾被人稱為“飛鴿派”。“有人認為我們只是在基層鍍個金，歸宿終究是上級部門。但其實因為各地政策不同，人們貼在選調生身上的標簽都是片面的。”李成蹊說，“最重要的是要客觀地認識自己的身份，不患得患失。”

　　“一些地方確實有‘重任用、輕培養’的問題，輕培養是指這些高校畢業生進入基層之后常常需要自己獨自應對工作中特別是過渡期的各種挑戰。因此，對于這些選調生來說，需要明確的培養計劃，讓他們樹立不同階段的目標，定期的評價也有助于其更好地發展。”操太圣說。

　　此外，也有專家建議，延長培養選拔鏈，實行高校+基層的培養模式，與地區的組織部門強化溝通，聯手開展選調生選拔推薦工作，然后由學校進行針對性的培養，并強化考查力度，使得更多優秀的大學生能夠投入到選調生的隊伍建設中。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則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提到，對于到中西部邊遠地區、艱苦地區的選調生而言，可以適當提高其工資待遇，增加成長機會和其他保障資源。“大學生在選擇選調生道路時，最好能夠評估自己個性與能力的適合程度，結合自身學科特色和專業素養，盡量將知識和能力運用于工作中。這樣才能發揮出大學生選調生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