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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教育改革作出戰略部署，指明了我國高等教育未來改革與發展的方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黨委宣傳部特在【學習園地】中開設“他山之石”欄目，搜集兄弟高校深化改革中探索、做法與經驗，以供我校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中思考和借鑒。此次推薦刊載于《中國教育報》的《與竺可楨校長一起三問大學教育》一文。
                　                                         ——黨委宣傳部  

 　　彭笑剛，納米材料科學家，浙江大學化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全球領先的專業信息供應商湯森路透公司發布了依據過去10年中所發表研究論文的影響因子而確定的全球頂尖一百名化學家榜單，彭笑剛教授名列第八，在這世界一百位化學家中，彭笑剛教授也是目前唯一在中國全職任教的學者。湯森路透發布“2014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科研精英——高被引科學家名錄”，彭笑剛是大陸地區15位“最具國際引文影響力獎”獲得者之一。

　　特約主編思考

　　彭笑剛教授到浙大的時候，與校長“約法三章”，其中的一條是“不能被要求接受采訪”。這還挺有效的，讓日子過得比較安靜，尤其是如彭教授這樣從來不會拐著彎說話的科學家。但也有不好的，就是好的思想無法分享，尤其是如彭教授這樣的思想者。好在彭教授喜歡上課，所以，在青年教授聯誼會約請他講座的時候，他馬上就答應了。

　　這個講座的起因是彭教授出了一本書《大學與伊甸園》，一本單從書名很容易被忽略的書，卻是他在浙江大學任教5年，從一個教師的視角所做的職業思考和分析。之前，大多是人文學者在批評大學的時候，點評教授的“今不如昔”，但還沒有過一個科學家如此系統地思考如何成為一個好的教授。

　　正如這本書一樣，這個講座，可貴之處在于，它告訴我們的是——什么是好的，而不是告訴我們什么是不好。其實，對于不好，大家都知道。

　　與竺可楨校長一起三問大學教育

　　老師有一項特質，只要有機會說話他就會說話。但我不喜歡來來回回講同一個東西。這次講的除了《大學與伊甸園》這本書中的一部分內容，我還會講講我最近思考的一些東西。

　　大學教育的任務是什么

　　我在浙江大學任教已經5年了。在這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認識了一位朋友，我與他的關系是越來越好。他就是竺可楨校長。我的辦公室在玉泉校區，他每次都站在圖書館前面，看著我進進出出，總是問我兩個問題：
第一，你到浙大來干什么，第二，你將來要做什么樣的人。

　　大家都知道，在竺可楨校長的領導下，浙江大學被傳為“東方的劍橋”，我想干什么呢？我想某一天有人說劍橋是西方的浙大。

　　竺校長聽了我的回答很憂郁，心想浙大怎么找了一個狂人來當教授。他問我，你知不知道浙大現在什么情況？你要怎么干這件事？我說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支好的教授隊伍。他說：現在一些教授“虛榮入骨，實利迷心，只問得失鮮明是非，聲名與利益皆不誤，高雅與低俗兩面風光”。

　　聽了老校長的話，我認真想了想。我說這些教授是“天良猶存、功力虧虛、心智未開、希望猶在”。

　　竺校長聽了后說：“希望與絕望僅差一線。勇氣、智慧、汗水缺一不可。整天喊口號是沒有用的。”因此，他希望和我探討一些細節，也許是要考校我對大學教學是否有基本的理解。

　　他說：“大學的目的不在使學生得到面包，而在使所得到的面包味道更好。”他問我懂不懂這句話的意思。我說，這個我明白一二。把你這個話翻譯成老百姓能聽得懂的語言，其實很簡單。現代教育的目的首先是“樹人”，然后才是“育才”。首先，我們要教育出身心健全、靈魂獨立、思想自由的人。

　　人和才是相統一的。但現在大學教育經常是割裂的，更關心才，這是舍本求末。我們的教育目的不是重在培養人才，不是重在教會學生怎么樣掙面包，而是學會怎么樣吃面包，學會享受人生。這才是最重要的。

　　竺校長說，我認為中國大學應該分為研究型大學和教育型大學兩類，我們浙江大學的定位是研究型大學。但教育是不是就不要了？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大學的根本任務是什么。

　　我深以為是。中國大學的任務還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引領中國的發展，為人類探索新的生活方式。

　　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是很有趣的，最開始我們是世界老大，絕對的老大，我們的農耕文明是無法逾越的。但是從鴉片戰爭開始到甲午戰爭，我們中國人明白國家已嚴重落后。現在，我們在試圖復制發達國家的生活模式。可能嗎？大家想想，美國人占全世界5%的人口，利用了人類地球資源的40%。我們中國占全世界人口大約20%，如果我們真正像美國人一樣生活，我們就需要兩個地球，所以我覺得這事兒是不靠譜的。

　　大學的任務一定要探索新的生活方式。

　　浙大在中國高校中的地位是很令人玩味的。北大、清華，資源多，學校辦得紅火。他們平時對外交流也方便。但是，關心他們的人太多了。我們浙大，藏在“山野”里，更像是自由生長狀態，適合潛心辦學。

　　竺校長說，聽說現在中國很浮躁，這事你怎么看？浮躁的環境，對于辦好大學應該是很不利的吧？我說，其實沒那么恐怖。我們可以這樣來描述這個時代：這是一個最美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糟糕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幸福的時代，這是一個最痛苦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偉大的時代，這是一個最荒唐的時代。

　　歷史的進程以及后面的結果，取決于誰來做事情，怎么樣去做事情。中國現在的狀況是幾億農民進了城，要把大學辦好，一定要“智慧清零”。腦瓜里決定性思維是農民的底子，辦不好大學。

　　面對不斷的“智慧清零”，老百姓怎么能夠鎮定自如？

　　當然，“智慧清零”不是說農民的東西、傳統文化都不好。“清零”，既不要割斷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時又把不適合的東西扔掉。

　　怎樣才能教出身心和諧的人

　　竺校長問我，怎么教出身心健全、靈魂獨立、思想自由的人？我的觀點，首先要明白一個事實：人活在世上就是要追求個體生活幸福。一個美好社會，就是讓盡量多的個體獲得幸福。

　　中國人現在做的事情，最終是要讓每一個中國人都有機會生活幸福。每個個體都生活幸福了，那就真正實現了美好社會。

　　幸福，是欲望與能力的和諧平衡。

　　沒有欲望的人是沒有幸福可言的。因此，欲望不但不可怕，而且是個體幸福的根基所在。真正要做的事情，是理解欲望，經歷欲望。
　　
　　欲望和實現欲望的能力，給教育帶來兩條路。一個是感性教育，一個是理性教育。本質上，兩條路子是相通的，絕對只走其中一條很難達到教育目的。

　　中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是人性的覺醒。人類第一次以百姓能夠聽懂的語言說，憑什么我要聽上帝的？憑什么我要聽教會的？憑什么我要聽帝王貴族的？我就是我，我為自己做主，我對自己的生命負責。這是個體感性的覺醒。

　　但是，文藝復興之后歐洲并沒有快速發展。歐洲真正的大發展，是在18—20世紀。在17—18世紀，歐洲發生了第二個大事件：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的本質是理性啟蒙，而且是科學理性的啟蒙。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中國最早開始辦大學，走了兩條稍微不同的路子。一條路，就是蔡元培先生倡導的美術教育，意在直通個體的感性世界。另一條路是竺可楨先生倡導的科學理性教育。蔡先生當時聘請了一大批文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和思想家；而當時的浙江大學，竺校長的班底中最骨干的核心，大致是理工科方向的。

　　我個人認為，這也就是浙江大學的個性所在。由科學理性教育為著力點，而追求人性的發展完善。

　　通過理性教育達成感性教育，我認為這是可以做到的。一個人形成了理性和追求真理的人生觀，自然也就有了反對權威，不人云亦云的個性，培養出專業人士的獨特科學視角，以此作為獨立人格、獨特個性的基礎。

　　從另外一個層面，我認為感性教育是培育良心，而理性教育是發展良知。

　　教授的職責是什么

　　竺校長問我，大約100年前，羅素先生對中國學生有個評價：學生熱情而又渴望獲得知識，但是他們所知不多，缺乏訓練，夢想有別人能把知識灌進他們的大腦而自己可以毫不費力。怎么辦？
我的回答是：“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關鍵在教授。

　　很多高校的教授，大多數都想引導學生好好學習。但是，喊口號沒有用。課堂目的之一是讓學生開眼界。讓他們看看世界上、人類歷史上有多少人經過好好學習，最后活得多么了不起，過得多么精彩。課堂目的之二，是為學生展示各種精彩燦爛的人生之路，讓學生真正認識到，追求精神世界的美妙有路可循。要讓學生懂得“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樂作舟”。只有讓學生感受到樂趣，教育這個事情才有希望，也才不違背人生追求幸福的根本。

　　教授治校到底要干什么？真正的教授治校其實有兩個完全不同、但又相關的層面。首先，全體教授一起建設大學，在這個基礎上參與學校的決策、行政監督；另外一個層面，是每一個教授個體，主持一個課堂，并參與一個系的治理
。
　　我初來浙大時，曾向校長提出我的計劃，至少讓我講5年本科的物理與化學。我想以此為基礎，探索一下中國大學的基礎教育，但我不會去理會教學大綱，我就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設定教學路線。

　　我的課堂我做主。這就是教授治校的最根本所在。只要有良心、有良知，同時有足夠的能力，每個教授都主持得好一個課堂。大學的基礎教育自然也就上去了。另一方面，一個出類拔萃的教授，也應該會有治校的機會。

　　教授是實踐人生的一種方式。我特別喜歡羅大佑，覺得周杰倫也不錯。我們教授跟他們有一樣是相同的，那就是都要靠表達來吃飯。

　　但是，教授和歌手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如果羅大佑在舞臺上把歌詞唱錯了，臺下觀眾可能會不太愿意。我們在大學講課，沒有人希望每次講得完全一樣，我們不需要像歌手那樣，連聲調都一成不變。

　　因此，我們的職業比歌手強多了，我們的職業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職業。我們每天都有機會表演，但我們的表演大概有一個譜子就行。當然，完全不靠譜是不行的。

　　每天上講臺不是照著備課筆記念，不是講PPT（課件）。今天上午下課之前我問學生，中午我要去和浙江大學的青年教授交流，你們希望我帶去什么信息？學生的回答五花八門，但有一條是公認的，就是：老師盡量不要念PPT，他們恨死了。

　　教授如何正確？有一次我去別的高校做報告。講完之后，有一位名教授站起來提問：“你的報告上連化學的鼻祖（吉布斯）都質疑，你讓我這個課以后怎么給學生講？”這個提問，讓我有些吃驚。后來一想，這個問題不在我，在他。總想讓自己正確，怎么可能？我們對這個世界了解還太少太少，把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全部加起來，還不及世界的九牛一毛。絕大多數是未知。我們現在知道的，都只是這個世界的一個片面的、暫時的、靜止的東西。錯是很正常，非常正常的。

　　那怎么做教育？學生進我的課堂，我的一個任務是顛覆他以往的想法。一個好的課堂，總是能夠或多或少顛覆學生原來的想法。

　　我說出我的想法，你覺得對也好，不對也好，自己判斷。科學教育是讓受教育者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看。科學教育的課堂應該是有個性的，富有生命的。

　　與此相關，我們現在的學生一堆的“腦血栓”。哪里來的？我們教授要負責任。授課的似是而非，道聽途說；聽課的信以為真，不加甄別，自然形成了“思維腦血栓”。我們的任務，就像腦科醫生，幫他們疏通“腦血栓”。

　　如果某件事情教授自己沒有把握，最好跟學生講明白具體情況。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

　　我們來看看浙江大學的教授應該是什么樣子？我覺得應該有兩個特征，學者和教師。首先是一流、二流、三流的學者，再是一流、二流的教師。

　　什么叫一流的學者？憑一己之力改變人類歷史進程，改變了人類對自然看法的人叫一流的學者。現在浙大有沒有一流的學者？我認為現在這個時候沒有。恐怕，全世界此時此刻也沒有。像我這樣，勉強能算得上二流。

　　二流學者就是所謂的學術領袖。我們把一個領域看成一張桌子，二流學者就像桌子的腿，把他的工作從這個領域拿掉，這個領域就塌陷了，這就是學術領袖。三流的學者，就像桌子上一塊板子，如果拿掉，桌子功能有損失但大致還在，這是重要貢獻者；四流學者是桌上的花，他的存在可能讓“桌子”更好看，但沒那么重要，沒花一樣是書桌；四流以下，是不入流的學者，他們是桌子上的灰，去掉這部分人的工作，人類的知識會有大變化嗎？沒有。

　　說完學者，我們再來說教授的另一個側面：教師。一流教師教享福，教享受人生。二流教師教學習方法、思考方法。三流教師教知識。當然了，還有不入流的教師，他們念PPT，背課本。

　　一些教授問我，彭老師你的課上知識點有沒有覆蓋好？這不是瘋了嗎？我要是教知識，還不如朝計算機里打字。計算機能夠記錄的知識又準確又多。
　　
　　有一個比較簡便的方法，來考察一個教師的工作。那就是，你的課堂有沒有給學生留下不可磨滅的精神成長痕跡。一個學生上過你的課、進過你的課堂，他應該與其他人不一樣。

　　我們來總結一下教授的基本特征：他們應該是公民社會的獨立個體；現代職業社會的專業人士，熱愛教育；見解深刻、自成系統的行業專家；顛覆者和被顛覆者，敢于從零開始。

　　“浙大能夠建成個性豐滿的現代大學嗎？”針對竺校長的這個問題，我的觀點是“能夠”。但是，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

　　我們現在的國民基礎，比竺校長那個時代（20世紀初）要好很多。
　　
　　中國大學已經經歷了三次創業，第一次是晚清到民國之初，由蔡元培先生及如他般的有識之士引入了大學教育的概念。第二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明確人才培養的重要性，大力發展了理工科基礎。第三次是改革開放，確立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在培養建設人才的基礎上，把現代科學研究做起來了。

　　我們現在正在做第四次創業。這一次創業，就是回歸大學的正道。現代大學的正道，首先是培養身心健全、靈魂獨立、思想自由的人，然后是培養各業專才和行業領袖的才。

　　人間正道是滄桑，但人間只有正道可以致遠。（彭笑剛）

　　【現場互動】

　　提問：雖然我是博士，我感覺自己就像桌子上的“灰”。我想問，彭教授碰到“灰”的時候，你怎么去對待他？

　　彭笑剛：這個決定于你自己的人生觀。你想怎么活在世上？你和周圍人是什么關系？在我個人看來，人首先是動物，更高一級，人又是群體動物。群體動物的特征，是彼此依存。我的幸福快樂來自周圍的人，沒有周圍的人就沒辦法活下去，任何事情都完全沒有價值。因此，我認為，周圍一些人從工作水平上可以認為他是灰，但是從人格上說起來，他是一個人，他會得到我的尊重。

　　提問：怎么在學術能力上提升自己，不做桌上的灰塵？

　　彭笑剛：這個答案很簡單、但執行起來需要勇氣：從零開始。

　　你這一領域，最基礎的概念是什么？為什么是這些基本概念？從最基本的東西出發，我的體會你走得越基本、越扎實，你只要走幾步就走到別人前面去了。你總跟著人家后面跑、不求甚解，你就會發現總是在人家后面、滿腦子的“腦血栓”。你可以把人想象成從一點出發往前走，我們知道的越來越多，你把知道的東西畫個圈。你往前面走、走出圈子，還是未知，你也就走到了他人的前面。現在的問題是，好多人橫著走，那就只能是灰。能不能不橫著走？

　　提問：您在演講中有點把道德、法律和良知、良心對立的感覺。但是我的理解道德和法律應該是良心和良知的物質層面的體現。您贊同這樣的理解嗎？

　　彭笑剛：這是對的。法律和道德都要經過自己的良心和良知的批判，自己判斷，而不是道聽途說地接受。我說的是這個意思。我不贊成因為一些道德規范是約定俗成的，就不問緣由地跟著走。

　　（資料來源：《中國教育報》2015年05月25日 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