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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在泰晤士（Times）2015~ 2016年世界大學排名中再列榜首，引發新的熱議。同時，越來越多的國內高校確定了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也引發了進一步思考。針對國內文獻熱衷于歸納世界一流大學的所謂共性特征，本文以加州理工學院作為案例再次提出質疑。

 

　　一、背景

 

　　2005年3月29日，94歲高齡的錢學森對身邊工作人員談了科技創新人才、具有非凡創造能力人才的培養問題。4個月后，他又說：“現在中國......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錢學森生前不止一次提問：為什么我們的學?？偸桥囵B不出杰出人才？“錢學森之問”實際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對加州理工學院辦學特色的體會和思考，關系到我國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路徑選擇。

 

　　1936年，錢學森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碩士學位后，到加州理工學院跟隨馮·卡門攻讀博士學位并一起工作了16年。盡管他對于20世紀50年代受到美國政府的迫害深惡痛絕，并發誓不再去美國，但對加州理工學院的人才培養模式卻給予了高度評價。

 

　　馮·卡門在其晚年的回憶錄中，也對加州理工學院有比較詳細的描述，并將其與歐洲和日本一些大學作了比較，還有一些內容涉及到錢學森，是否可以稱之為“馮·卡門之見”？

 

　　2016年2月1日，筆者在中國知網（CNKI）期刊數據庫中，以“世界一流大學”進行檢索，檢索策略為“主題”，共檢索到相關記錄2953條，始見于1985年，到1993年共11篇，其后5年在20篇上下徘徊。1998年，《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提出要“創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和一批一流學科”，特別是1999年啟動“985工程”之后，相關學術文獻數量大幅上升，并于2001年超過百篇?！秶抑虚L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提出，到2020年，我國“若干所大學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平”，再次引發熱議，2011年以來關于世界一流大學的文獻每年都在200篇以上，五年共計1173篇（2015年的相關期刊文獻可能還未全部收錄）。

 

　　上述文獻不少熱衷于歸納世界一流大學的共性特征，似乎世界一流大學“長得都一個樣”，但至少錢學森與馮·卡門眼中的加州理工學院卻明顯不同。

 

　　二、特色

 

　　近期，筆者針對部分文獻關于世界一流大學的所謂共性特征，與部分世界一流大學的實際進行比對，發現存在諸多差異，本文以加州理工學院作為案例進行分析，依然發現差異非常顯著。

 

　　1.規模巨大

 

　　有文獻憧憬所謂的巨型大學，認為世界一流大學的規模很大，因為“大學校可能掌握更多的資源，并且更容易在國內學校中脫穎而出”。

 

　　但是，加州理工學院2014~2015學年僅有專職教師近300人、研究人員600多人；本科生977人、研究生1204人。實際上，加州理工學院一直堅持秉承“小而精，小而美”的辦學理念。在馮·卡門的眼里，正因為學校規模不大，才更有條件精選優秀學生，是他推廣歐洲教育思想的理想實驗場所。

 

　　需要注意的是，談到加州理工學院，不能忽略其受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委托管理的噴氣推進實驗室（JPL）。該實驗室不僅使得加州理工學院在天體宇航航空領域世界領先，也使其教職員工隊伍龐大、資金雄厚。在加州理工學院網站的簡介中，可以看到噴氣推進實驗室有5000名雇員。2014財年該實驗室預算經費15億美元，使加州理工學院的經費預算總額當年超過了20億美元。

 

　　2.歷史悠久

 

　　有文獻認為世界一流大學是長期形成的，更有不少文獻拿加州理工學院等“不曾更名”說事。

 

　　對于曾在哥廷根大學（1734年創辦）深造和工作、曾在亞琛工學院（1870年創辦）任教的馮·卡門來說，加州理工學院“是一所年輕的大學”。加州理工學院創建時，全球高等教育的中心還沒有轉移到美國。即使在美國，早期高等教育也主要集中在東部。加州理工學院從建校到20世紀90年代躍居美國一流大學的前列，時間不過百年。

 

　　加州理工學院原名施羅普大學（Throop University），是1891年由施羅普牧師創辦的。當時名曰大學，但實際上只是一所由倉庫改裝、訓練小學以上程度的學生操作機器及工具的小型技工學校，其后曾更名為施羅普工藝學院（Throop Polytechnic Institute）、施羅普技術學院（Throop College of Technology）。直到1920年，才最后定名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3.學科齊全

 

　　有文獻指出，世界一流大學要有足夠廣泛的學科領域，基本應當涵蓋所有主要的學術和人文領域。

 

　　加州理工學院遵循“學科不求過多，范圍不求過寬，嚴格保證學生入學和學習質量，寧缺毋濫，精益求精”的辦學方針。校董事會曾規定，只有達到與物理系和化學系同等水平的情況下，才能建新系。目前，該校只有六個系，即生物學與生物工程系，化學與化工系，工程與應用科學系，地質與行星科學系，人文與社會科學系，以及物理、數學和天文學系，很難說是學科門類齊全的綜合性大學。

 

　　加州理工學院的學科設置與發展，堅持了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建校初期，主要是根據能夠精選到的人才，來著力發展相應的學科。1922年，密立根主政后，成為學院人才引進的“魔笛手”。密立根指出：“我們沒有那么大財力來發展所有的工程技術科學”，主張要在能請到最杰出人才的學科上下功夫，若請不到人，寧缺毋濫。

 

　　引進馮·卡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一方面，密立根通過爭取古根海姆基金會的支持，資助航空工程學科的教學和科研條件，來吸引馮·卡門；另一方面，密立根又通過引進馮·卡門這樣著名的航空科學家，滿足了古根海姆在大學建立航空實驗室必須要有世界一流學者的條件。經過前后7年的不懈努力，終于如愿以償。

 

　　馮·卡門對密立根沒有在加州理工學院創辦一流核物理研究所表示了遺憾。其中原因，有可能像他書中所述，作為物理學家的密立根本人未能預見到物理學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革，但筆者認為也有可能是當時學院的資源有限，難以同時在航空和核這兩個領域都保持領先地位。馮·卡門贊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時任校長勞倫斯早就覺察到了核物理的發展潛力，所以讓該校集中力量搞功率巨大的核研究設備。但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當年在航空領域卻沒有投入很大的力量，不知有無學者對此感到遺憾。

 

　　4.治理模式

 

　　有文獻認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要以教師和學生為主體民主管理大學，認為加州理工學院“校長的權力也很有限，每個教授都知道學校是教授治校”。

 

　　錢學森非常懷念加州理工學院的學術民主空氣。馮·卡門也認為，加州理工學院是美國唯一真正具有民主結構的大學。1921~1945年間，密立根擔任加州理工學院的院務委員會主席（Chairman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當時的院務委員會由4名企業家和4名教授組成，他們集體掌管學校的預算、委任、晉級和加薪的權力。密立根對外總是講，學院的大事都由委員會決定，而不是最高行政領導者個人說了算，他也從不讓人稱其為校長。聽起似乎很民主，但馮·卡門道出了其中奧秘：如果你去向密立根申請實驗經費，而他不想給你，他就會說，“要是我能給，我早就給了。但院務委員會不準我給。”馮·卡門認為，加州理工學院實際上是“密立根個人治校”，但好在密立根對各種思想能夠兼容并蓄。

 

　　馮·卡門對包括加州理工學院在內的美國高校對待教授的態度提出了批評。他認為這些高校缺乏尊師風氣，真正得到學生尊敬的教師寥寥無幾；而日本人遵循中國的尊師傳統，對教授奉若神明，強調“要是能讓我自由選擇的話，我個人情愿在這兩者之間來個折中”。馮·卡門還贊許蘇聯給科學家提供優厚的生活待遇，對關于大學教授應該過清寒生活的觀點進行了批評。

 

　　馮·卡門是密立根下了很大功夫請來的。密立根卸任后，馮·卡門因與后任學校當局產生分歧而辭職，于1946年暑期轉往麻省理工學院任教，錢學森也跟隨前往。直到杜布里奇出任加州理工學院院長后，馮·卡門與院方之間的“疙瘩”才解開。1948年，錢學森又一次與導師共進退回到加州理工學院。因此，馮·卡門的引進、離開與返回，與學院主要領導的變更和個人作風密切相關，并非有的文獻所說“不管誰當校長都一樣”。

 

　　目前，加州理工學院的雇員（employees）高達3900多人，這也使得教師自己管理學校一切事務的傳統受到挑戰，大學管理模式發生了顯著變化，教授治校面臨新的更大的挑戰。

 

　　5.學術自由

 

　　有文獻認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把學術自治與學術自由作為大學的核心價值與制度，將學術自由作為世界一流大學的辦學理念之一。

 

　　據馮·卡門回憶，20世紀50年代，麥卡錫反共浪潮肆虐，美國政府對大學、軍事部門和其他機構幾乎天天進行審查。凡是1936~1939年在加州理工學院工作過的人，都有可能被視為不可靠分子。他在書中寫道：“我聽說，由于錢拒絕揭發自己的朋友，引起了聯邦調查局對他的懷疑。……1950年7月，軍事當局突然吊銷了他從事機密研究工作的安全執照。……他們不僅拘留了錢，進行了搜查，還把他在特敏納爾島的拘留所關押了15天，……移民局于1950年10月又根據麥卡錫法案發布了一項驅逐令，宣布錢是共產黨分子 。”

 

　　6.應用研究

 

　　有文獻認為，世界一流大學是象牙之塔，并對大學開展應用研究以獲得應用技術成果鑒定和獲得專利提出批評。

 

　　加州理工學院科研方向的選擇，不只是從科學家的個人興趣或純科學的視角出發，而是緊密結合國家和社會發展需要。1926年之前，加州理工學院對航空學并沒有多大的興趣。但如前所述，密立根從航空工業發展和國家需求考慮，通過引進馮·卡門和爭取古根海姆基金會的支持，加州理工學院發展成為全美國的航空研究中心。

 

　　同時，密立根積極爭取南加州愛迪生公司為學校提供高壓設備建立實驗室，既為學校節省了大量資金，又以此為基礎引進了物理學權威勞瑞森，很快就研制成功第一只百萬伏級X射線管，成為高電位真空設備的先驅。這種校企合作當時在美國并不多見。

 

　　馮·卡門主張工程教育要促使工程技術人員既懂基礎理論，又能運用理論不斷研發新設備，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做出實質性貢獻。馮·卡門本人也曾應通用電氣公司動力設備分公司的邀請，去解決汽輪機的技術問題，并在此后多年保持了與該公司實驗室的聯系。他還應多個企業和政府部門聘請，解決了高效率泵的設計計算、風力發電機設計、橫貫美國的森林防護帶上植樹的間距、水壩故障和大橋塌落原因排查等實際問題，并帶領錢學森等人在美國國防部科學顧問團中，承擔了制定航空研究中長期發展規劃等工作。馮·卡門甚至還與幾名助手一起開辦公司，他本人擔任總裁，并聘請錢學森作顧問。

 

　　三、討論

 

　　加州理工學院在上述六個方面的例外，既未影響其建設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也未影響其在世界高校排行中“高高在上”。同時，與上述世界一流大學的所謂“共性”比對，加州理工學院并非唯一例外。世界一流大學之所以成為一流，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其并非全盤照搬、如法炮制前人和別人的成功模式，而是繼往開來、推陳出新，特別是一些后起之秀更是另辟蹊徑、特色取勝。因此，我們在對世界一流大學的“共性”特征進行研究時，不可“盲人摸象”簡單化，不可先入為主想當然，不可人云亦云沒主見，不可似是而非糊弄人。與此同時，還應繼續加強對于世界一流大學的個性特色研究。

 

　　回顧我國在20世紀末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時，曾引發一些不同議論，質疑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985工程”高校何時才能建成世界一流。類似的觀點至今仍時有耳聞。這些漠視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成就，無視我國高校取得的進步，片面夸大存在的問題和困難的觀點，反映出少數學者對于世界一流大學的盲目迷信和誤解偏見、對于國內高校的妄自菲薄和缺乏自信。

 

　　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學強調指出，黨中央作出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戰略決策，我們要朝著這個目標堅定不移前進，不斷深化教育體制改革。辦好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有中國特色，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為此，一要實事求是，不能迷失方向、誤入歧途，既要強化問題意識，正確認識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知恥而后勇；也要充分肯定近年來我國高校的進步和發展，看到我們的優勢和特色所在，做到堅定信心不動搖，增強自信不退縮。二要搶抓機遇，不能錯失改革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既要有久久為功的韌勁，也要有攻堅克難的闖勁和只爭朝夕的拼勁。三要科學借鑒，不能被動、機械、盲目地跟在別人后面“照貓畫虎”、亦步亦趨，既要準確鑒別和研究國外的經驗和教訓，遵循教育規律，也要尊重國情，集成和弘揚優秀中華文化，做到知難而進、彎道超車、后來居上，扎根中國辦好世界一流大學。

 

　　同時，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還要彰顯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是一個在比較研究中產生的、相對模糊的概念。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需要研究和借鑒世界一流大學的成功經驗，但不能拿對于國外高等教育的認識誤區來指導辦學實踐，不可完全跟著量化指標“指揮棒”轉，更不能唯國際大學排行榜論高低。在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趨勢下，大學仍然具有堅固的民族和國家根基。在我國，一方面，高校都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另一方面，每一所高校還具有自身獨有的特色，這些特色是專注于一流大學共性特征和指標難以體現的，有些也是排行榜難以衡量的。在2015年的“9·3大閱兵”27個地面方隊和10個空中方隊中，北京理工大學參與設計、研制和配套了地面17個方隊和空中8個方隊，在全國高校名列前茅。一方面，這些成果是買不來的，必須靠自主研發。另一方面，這些成果是難以進入大學排行榜的指標體系的。北京理工大學作為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學、新中國成立后創建的第一所軍工院校，秉承“延安根、軍工魂”，肩負著強國、強軍的重任，必須忠實履職、為國奉獻，既要勇于瞄準世界科技前沿，更要堅持服務國家戰略。

 

　　（資料來源：《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16年第3期：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