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理工】愛，使我潛心研究，專心工作——匡鏡明
發布日期：2003-11-20 閱讀次數：
匡鏡明，1943年出生。1966年7月北京工業學院（現北京理工大學）電子工程系電子工程專業本科畢業。1981年10月北京工業學院信息與信號處理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獲工學碩士學位。1988年5月西德西柏林工業大學電子系通信技術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畢業，獲工學博士學位?，F任北京理工大學校長。
我是1984年赴德國柏林工業大學攻讀通信工程博士學位的，那時，我已經邁入了人生第41個春秋。照現在年輕人的觀點，我真可以算是一個“太學生”了。當時，鄧小平同志關于擴大派遣留學生的政策才實行幾年，各個研究領域都亟需補充最新的、最先進的知識以縮小我國與西方國家的差距，對我來說尤為如此。
長期以來，我一直從事通信工程專業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盡管改革開放以后通信工程的研究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但對當時國際上通信工程的前沿發展，我仍然知之不詳，這樣就很難在研究領域有所突破。因此，當我得知有機會到德國對此進行系統深入的學習時，激動之情難以言表，年齡、語言、生活習慣、家庭負擔等各方面的障礙都不能阻止我去德深造的決心。而后來的事實也證明，出國留學的經歷對我此后的研究、工作甚至人生都大有裨益。
一
上個世界80年代中期的柏林，已經是一個相當發達的城市。初到柏林，我就特別真實地感受到了中國與世界的差距之大，也深知自己學習機會的來之不易和肩上的責任之重。因此，盡快學成以自己所學回報祖國和母親校的迫切愿望成了我努力學習的不竭動力。在柏林，我不但如饑似渴地吸收著理論知識，而且不放過任何一個實踐機會，深入到實驗室和企業直接學習最實用的技術。四年后，我順利獲得通信工程博士學位。
我在德國學到的并不止于專業知識。眾所周知，德國以“一絲不茍”的科學精神著稱于世。在去德國之前，感覺德國人比較刻板，特別“摳死理”，甚至還有點擔心德國人會太過嚴肅而不好相處。然而通過學習和研究工作中的接觸，我逐漸認識到，德國人的嚴謹投入和務求實效其實正是他們科學精神之所在，看似刻板的“德式”工作作風，正是做學問最基本的要求。對于學理工的人來講，尤其需要培養這種認真的作風。
多年以來，我始終受到德國文化的激勵，保持著這種精益求精的精神不敢有絲毫放松，這種精神使我在研究工作中獲益匪淺。在德國的四年里，我把出國前外公贈送的“品如白璧，志在青云。敏而好學，德博專攻，學成回國，教育兼承，公誠勤樸”作為指針，當作座右銘，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學習勁頭，每天早晨總是第一個到實驗室，晚上一兩點才回到住處，導師稱我是“最勤奮的學生”。畢業答辯前夕，導師一遍遍幫我修改論文，連一個標點符號都不放過。
在讀期間，我一直和母校的同事們保持著業務聯系，偶爾還寄些專業資料回校。我常提醒自己要利用一切機會和時間學習，千萬不能懈怠和馬虎，因為我清楚地感覺到內心深處始終有一股強烈的思鄉之情。思念祖國，是每一個海外游子都體會過的。而對母校的思念，或許可以算是我個人獨特的一種感情吧。很小的時候，我就夢想長大后能當老師。上中學時，班里有位同學的父親是上海交通大學的教授，每次他說起父親的神氣樣子讓我既好奇又羨慕，對大學老師更是神往不已。1966年，當我從北京理工大學畢業時，長久的夢想終于得以實現——我有幸留在母校任教。從那以后，我幾乎從未離開過北京理工大學。對我來說，北京理工大學不僅是培養我的母校，更是我工作、研究的陣地，是記錄我每一步成長足跡的地方。母校的領導和同事，給了我赴德深造的機會，并不斷激勵我潛心學習。在異國的夢里，我所熱愛的校園、同事和學生常常悄然而至。就這樣，一完成學業，我就懷著將母校建設成為世界知名大學的愿望，立刻回國了。
二
一進家門，就看到年過古稀的母親和岳母雙雙躺在病床上。妻子告訴我，在我讀書期間，兩位老人相繼摔傷骨折，學校領導和同事們幫助聯系醫院做手術，幫助護理，還從經濟上不斷給予支持。另外，兒子初三沒畢業就想擺攤經商是系里的同事們教育他完成學業并考上重點高中。得知這一切時，一向堅強的我禁不住潸然淚下。我深刻地感到，一張薄薄的畢業證書是那樣的沉重，飽含著學校領導、同事和親人無限的愛和太多的期盼，我肩上的責任重大。
之后，學校任命我為電子工程系教學系主任。一方面，我繼續從事數字移動通信系統的研究；另一方面，我在系里進行教學改革，負責學科發展與建設規劃。在學校的支持下，幾年之內，我在學校新開辟了數字移動通訊中的低比特率數字語音編碼、信道編碼、TCM技術、多址技術及無線ATM技術等研究方向，和同事們一起創建了“通信工程”本科專業，填補了北京理工大學在數字移動通信領域教學和科研方面的空白。該專業方向較新，對國內的各個行業有益，沉重容易就業，現已成為最熱門的專業之一而深受學生青睞。
作為一名教師，我格外重視培養人才，積極為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開設了“數字信號處理”、“數字移動通信”、“現代電子技術專題”等課程，將我在國外所學先進知識傳授給學生。我努力向我的德國導師學習，用他指導我的方法和態度指導我的學生。在近乎苛刻的要求下，我的46名碩士生、16名博士生、2名博士后相繼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學位或了站而成為工作單位的技術骨干。
盡管年年都有桃李芬芳的喜悅，但我明白，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我在那兒所學的知識如果不及時更新，很快就會陳舊過時，不僅影響學科發展，更會影響學生成才。同時，在德國接受教育的經驗告訴我，即使是最先進最正確的理論知識也必須與實踐相結合，以企業為導向，才能掌握本專業的最新發展方向和關鍵技術。因此，為了使我的研究和教學能與時俱進，我主動開展廣泛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力爭使北京理工大學的研究能的國際前沿占有一席之地。
1992年，我前往柏林工業大學進行為期六個月的科研合作。當時有一個合作項目，十幾個國家的科技人員都在努力爭取，競爭非常激烈。在德國導師的幫助下，我抓住機遇，積極準備，經過嚴格考核，最終促成了我校和柏林工業大學通信技術研究所“數字移動通信中數字語音編碼與信道編碼技術”合作研究協議的簽訂，獲德國國際合作研究中心“GTZ”五萬馬克的儀器設備及實驗器材資助，在電子工程系建立了現代通信實驗室。
1996年8月我應邀去瑞典愛立信公司總部進行學術訪問，基于我在數字移動通信領域的工作成績，雙方達成了“第三代數字移動通信關鍵技術合作研究”的意向，當年10月瑞典首相訪華期間簽訂了備忘錄，12月在北京正式簽訂合作協議。此合作分為兩期：第一期為1997年1月~1998年12月，對方資助25萬美元。第一期研究工程完成時，瑞典愛立信公司派專家來檢查，對研究成果十分滿意，我次表示要進一步擴大合作領域，增加資助強度。第二期為1999年1月~2000年12月，對方也資助25萬美元。經過兩期的合作之后，對方決定與北京理工大學進行永久性合作，并在北京理工大學建立了“北京理工大學、瑞典愛立信公司數字通信研究中心”，從事第三代數字移動通信系統關鍵技術的研究。該合作項目是首次用我國的知識產權開展的國際合作研究項目，在國際、國內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我加加入WTO以后，必將要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在這種情勢下，要適應新世紀發展的需要，培養高素質的創新人才，把北京理工大學建設成為整體實力居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高水平大學，就必須大力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因此，除了利用自己曾留學德國柏林工業大學的優勢，促成進一步加強學校與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合作之外，我還支持學校與瑞士洛桑高等工業學校、俄羅斯鮑曼技術大學、日本東京工業大學、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等一批國際知名大學簽訂了校際合作協議，同時注重在科技領域與國外大型企業合作。
在注重合作的同時，我還積極承擔了20多項來自各方面的科研任務，取得了部級科技進步一等獎等多項獎勵，發表學術論文100多篇。另外，我還在社會上承擔了多項兼職并積極參加各項活動。
三
回國14年來，除了科研和教學，我的另一工作重心是行政管理。1993年，我擔任北京理工大學副校長兼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主管學科建設、研究生教育及科研等方面的工作。1999年7月，我被教育部任命為北京理工大學校長，并兼任研究生院院長。
作為一校之長，我認為學校要發展，必須要有明確的教育思想和辦學理念。就任校長以后，我及時組織領導班子成員和有關專家、學者潛心研究學校發展戰略，分析學校改革發展與建設中的突出問題及面臨的形勢。經過討論，我們提出“以人為本，注重學術，服務社會，改革創新”的辦學思想，并提出了創建“國內一流、國際知名高水平大學”的奮斗目標以及走“跨越式”發展道路的建設思路。
當然，創一流大學面臨著許多困難，對我校來說，最現實的問題就是缺乏足夠的辦學經費。在我就任校長之時，正值國家啟動“985工程”。我懷著極度迫切的心情和領導班子商定，根據學?，F有的基礎和實力，學校一定要抓住機遇，一定要進入“985工程”。在這樣的信念支持下，我和班子成員一起上下奔波，向中央、國務院、教育部、國防科工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請，在各級領導的支持下，終于在2000年9月60周年校慶當天實現了把北京理工大學列入一流大學進行建設的愿望。當我從教育部部長手中接過共建協議的時候，心情格外復雜，既為一個大目標的實現而由衷地喜悅，又為一個新起點的到來而深覺任務之艱巨。
“一流大學”奮斗目標的提出和進入“985工程”，既鼓舞了北理工人，也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從國際高等教育的情況看，目前世界一流大學大多為“研究型”或“研究主導型”大學。我認為，北京理工大學有她60多年發展的特色，應該從實際出發，堅持本科教育的基礎地位，以研究生教育為重點，特別是以博士生培養為重點，實現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的結合。因此，在學校領導班子取得共識的情況下，我們明確提出“北京理工大學要向研究型大學發展”的目標，并為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首先，我認為，向研究型大學方向發展的關鍵是要提高學校的學術水平和研究生培養質量，其核心是必須建設一支高素質、高水平的師資隊伍。一流的教師隊伍，是“一流大學”建設的保證。人才問題成為首要的問題。為穩定并吸引高素質教師隊伍，我和校領導班子商量提出兩項相關措施，一是落實崗位津貼改革方案，較大幅度提高骨干教職工的工資待遇，二是正確處理好學校教學、科研發展與教職工生活的關系，在提高教職工工資收入的同時，大力改善教職工的居住條件。另外，采取有效措施引進包括院士和長江學者獎勵計劃中特聘教授等高素質人才及留學歸國人員。因為親身經因過留學生活，我比局外人更明白為什么一些選派出國的留學人員沒有回來。他們并不是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只是留戀國外的優越生活，而是主要礙于所從事的科學研究在國內沒有好的條件去施行，無法繼續開展在國外的一些研究工作。所以，要吸引他們回國，學校首先應該考慮的是：在業務領域能不能夠發揮他們的特長和積極性。為此，學校向學成歸國人員提供充足的科研啟動經費，配備先進的實驗室和精干的助手。北京理工大學的國家公派回歸率由原來的71.4%提高到98%。學校還提出了樹立“名校名師、愛才惜才、鼓勵冒尖、人才非全才”等人才觀念，設立了“首席專家”、“首席教授”、“骨干講員”、“主講教授”等崗位。這些觀念和做法提高了教職工的積極性，改善了教師隊伍的年齡結構和學歷層次結構，同時也提高了學校的教學水平。
其次，在隊伍建設之外，我們還采取一系列手段加強學科建設。通過開展學科的調查研究，根據我校學科分布特點，本著需求牽引、合理規劃、突出特點、著眼未來、動態發展、競爭擇優、重點建設的原則，以在學科方向上具有鮮明特色，在兵器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學術水平上具有突出優勢為依據，我們對學?，F有學科專業進行了調整和優化，構筑了比較有特色的學科體系。近幾年，我校增加了博士學科專業點11個、碩士學科專業點21個、博士后流動站6個、一級學科授權點7個。通過建設，學校在相關學科領域的實力得到加強，水平得到提高，同時構建了跨學科科研工作平臺，大大增強了科研能力，提高了學校科技工作效益。
第三，我認為，一流大學不僅具有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的社會職能，還具有發展科學和直接為社會經濟服務的職能。在德國留學時我就注意到，他們的大學教育與企業界聯系非常密切，大學的研究能力和企業的生產、銷售以及市場的需求緊密結合，進而形成有利于國民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所以我認為大學應該利用自身優勢服務社會、貢獻國家。所以我認為大學應該利用自身優勢服務社會、貢獻國家。學校要緊緊抓住國家和地區的改革發展，特別是正在實施的“科教興國”和“西部大開發”戰略，急需高等學校提供人才支持和知識技術貢獻的歷史機遇，擴大生存和發展空間，實現“跨越式”發展。因此，北理工也不斷加強與企業的聯系，學校除了與國防科技工業系統的數十家企事業單位建立產學研聯合體外，還與北京、云南、廣東、陜西、新疆、吉林、黑龍江等十多個?。ㄊ小⒆灾螀^）的40多個地方政府及一些大型企業簽訂了全面合作協議。
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我得到不少的榮譽和獎勵：1997年國家教委、國家人事部聯合授予我“全國優秀留學回國人員”稱號；1998年被國家人事部評為“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2001年國家人事部、國防科工委聯合授予我“國防科技工業系統先進工作者”稱號；2001年被北京市授予“依靠教職工辦好學校的先進校長”等。這些榮譽和獎勵我并不認為是只給我個人的。沒有學校的全力支持，沒有領導班子的團結一致，沒有群眾的無私幫助，我不可能在工作上取得任何成績。激勵我工作的，是對祖國、對母校深深的愛。
春天又一次降臨人間，我坐在寬敞明亮的辦公室里，窗外，楊柳吐出新綠，一派早春明媚的景象，中心教學樓在燦爛的春光下熠熠光輝，環境優美的校園，朝氣蓬勃的學子，勃勃向上的生機使我心情飛揚起來。這就是我工作的北京理工大學，我親眼目睹了她一步又一步的發展，她也見證了我一點一滴的進步。想起當年從德國學成回國時的宏愿，我又一次深切地感到任重而道遠……
